漕运，即利用水路运输粮食与物资，并不仅仅指人工开挖的运河，也涵盖自然河道、海洋与湖泊。早在远古时期，我们的祖先即“刳木为舟”，产生了最早的漕运活动。进入文明社会以后，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的需要，漕运的范围与功能日益广泛，随之而产生的人工运河在分布范围、长度、作用上也日益扩大，其开发、管理、维护也逐渐成熟与系统，成为了传统中国重要的政治行为。

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运河为邗沟，由春秋时期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开凿。吴地处水乡，百姓习于舟辑，加上其国王夫差有争霸天下的野心，所以开凿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，该河利用射阳湖、白马湖、樊梁湖等自然水域，用于运输军粮与兵丁。为与北方强国齐争霸，夫差还在山东定陶东北开凿了沟通济水与泗水的菏水，这样吴国舟舰可以从淮河进入泗水，然后再由泗水进入菏水，最后入济水，大大方便了军队与战略物资的输送。除邗沟外，春秋战国时期的运河还有魏惠王开凿的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；齐国在都城临淄附近开凿的沟通淄水与济水的淄济运河；秦国在关中开凿的郑国渠及四川岷江流域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。这些运河或水利枢纽一般都具有以下特征，那就是主要利用了自然水道，人工开凿的距离较短，多数都用于农业灌溉与军事需要，维护成本小，其维护与管理没有得到割据政权足够的重视。

步入秦汉大一统时代后，随着都城人口的增加与军事行动的频繁，国家对漕运的需求日益庞大，运河的开凿与维护也逐渐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政治活动。秦朝不但通过海运输送漕粮到北部边疆抗击匈奴，而且在黄河沿岸设置敖仓，将全国之粮通过自然与人工河道输往咸阳与其他军事要地，甚至为统一南越，还开凿了沟通湘水与漓水的灵渠。西汉在充分利用前代运河的基础上，又在关中开凿了白渠、龙首渠、六辅渠等运河，从而使关中地区水利设施密布，成为千里沃野。东汉运渠继承秦与西汉，并没有施行较大规模的工程，只是重新疏浚了流经山东曹县、单县边境的汴渠，加固了沿河的堤防，从而使黄河对运河的威胁减弱。

三国与魏晋时期，虽然诸侯割据、战乱频繁，前代运河悉数被毁，漕运也一度停滞不前，但不少地方政权为谋求自保，也在小范围内开凿了一些运河。如著名政治家与军事家曹操就非常重视运河的开凿，他开白沟、平虏渠、泉州渠运输军队与物资，以攻打袁绍与乌桓，其继承者魏晋，也相继开凿了贾侯渠、讨虏渠、广漕渠、淮阳渠、百尺渠、白马渠、鲁口渠等运河，以便于农业灌溉与军事征伐，其中东晋大臣荀羡在山东地区从洸水引汶水，开挖渠道，进兵东阿以抵挡前燕军队的进攻，而桓温北伐时，也曾在山东金乡附近开挖运河，沟通泗水与汶水，人称桓公渎。

隋唐迎来了中国运河开凿的高峰时期。这一阶段不但开凿了连通长安、洛阳、杭州、扬州、北京的广通渠、永济渠、山阳渎、江南河，而且在运河沿线设立了诸多的漕仓，用以存储与转运税粮。隋唐运河长达2700余公里，贯通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等五大水系，加快了祖国南北之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，对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同时无论是在开凿规模、分布地域、功能作用上，还是在管理与维护上，隋唐运河都较前代有了巨大的进步。隋唐时期流经山东的主要是永济渠，该渠的渠首位于沁水入黄河处，流经河南后，进入山东的临清、武城、德州等地，然后进入天津，最后达北京。

两宋虽然经济较为发达，但却均未完成全国的统一，时刻受辽、金、西夏、蒙古等少数民族势力的干扰，因此无法开凿全国性的运河。北宋的运河主要为开封附近的汴河、惠民河、广济河、金水河，其中汴河最为重要，江南所产粮米、西山煤炭均通过该渠运往开封，其他三条河道的运输量均不及该河。南宋偏安江南，运河治理多位于江苏、浙江、两湖地区，相关的漕仓与水利设施也多集中于此，由于这些地区水源丰富，所以漕运效率较高。两宋时期山东的运河主要为广济河，该河原为唐代开凿的湛渠，后因战乱而废毁，宋建立后发曹州、单县民丁数万人进行了修浚，并引京、索二水入广济渠以增加水源，开挖泗水与菏水之间河道，使渠道的运输能力大为增强，其后并多次修缮与维护。与宋并立的金也非常重视运河的利用，金政府不但设立专门的管河机构治理山东境内的黄河与北清河，而且武城、德州、夏津、临清等地官员均加“管勾漕河事”的头衔，以负责流经该地区运河的管理与漕运事务。

元明清是中国运河漕运事业最为发达的阶段，漕运总督、河道总督、仓场总督的设立；漕法、漕规、漕例、漕限的制定；运军、河兵、船厂、仓厂制度的完善；粮长、支运、兑运、长运制度的确定，都反映了中国运河与漕运逐渐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系统。元代所开运河，主要为流经山东的济州河与会通河，以及北京与通州的通惠河，其中山东段运河因水源匮乏，主要利用汶、泗等季节性河流，所以沿河一线设立了数十座闸座，用以调节流量。明朝初年还在山东济宁的南旺镇置分水枢纽工程，将附近自然河流与泉源的水全部引入运河，并在附近开挖湖泊以调控水量，从而使山东运河通航能力大为增强。除开凿河道外，明清政府对于运河的管理与治理也非常重视，先后对位于山东与江苏的南阳新河、泇运河、中运河进行了治理，每年投入数百万两白银对黄、淮、运进行综合治理，但因当时吏治腐败、河道淤塞、战乱频兴等原因，传统内河航运大受打击。特别是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黄河铜瓦厢决口后，山东张秋运河被拦腰截断，其北聊城、临清、德州、天津段运道逐渐无法通航，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漕运的衰落。

民国初年，曾对江北运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治理，但旋因军阀割据、财政匮乏、技术缺失等因素而陷入停顿。抗战时期，运河区域位于沦陷区，更无法进行管理与治理，甚至很多河段已淤塞不通。建国后，对于航运水利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，不但提高了航道标准，修建了大量的现代化闸坝桥梁，而且每年都对运河进行疏浚与维护，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。如今，随着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，加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，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春天，无论是其历史文化的研究，还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、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结合，都必将引起国家与社会的重视，都必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。

中国大运河与长城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，都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，但长城更多的是防御与保卫的功能，而且属静态性的遗产，在现在社会仅具有观赏与旅游的功能，早已失去了其军事意义。但是大运河却不是这样，它延续数千年，至今仍然在发挥着航运、灌溉、观光、调水等作用，而由其创造与衍生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更是不计其数。

首先，运河具有军事方面的功能。中国早期的运河，如邗沟就是吴王夫差为了运输军队与物资，北上与齐国争霸中原而开凿，其他像鸿沟、灵渠、平虏渠、泉州渠均是如此，甚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，在山东开凿的桓公渎也是适应军事征战的需要。除军事方面的因素外，向京城供粮，也是早期运河的重要作用。都城是中国古代王朝的心脏，是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，所以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与军队，对粮食等物资的需求量十分庞大，修建连通京城的运河，不但可以满足各类物品的需要，而且对于统治者强化对全国的控制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其次，运河具有重要的经济与商贸价值。古代中国属于农业社会，对粮食的依赖程度非常大，而由于当时科技水平较低，所以农业发展更多的是看天吃饭，通过开挖连通自然水域的运河，不但可以灌溉土地，运输粮食，而且对于调控水旱环境，维持小区域内的生态平衡也具有很大的作用。另外，秦汉时期，多从山东运粮到关中，后来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与北移，经济中心的南移，人工运河的方向也逐渐由东西向南北方向演变，特别到了元明清时期，运河裁弯取直，不再经过河南，与隋唐相比缩短了上千公里，这就是因为当时政治中心在北京的原因。随着国家漕粮由江南源源不断的流向北方，民间社会的商业、手工业、服务业也随之兴起，如明清山东运河流域内的德州、临清、聊城、张秋、济宁、枣庄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的漕运码头、商贸中心、河政要地，呈现出一种商贾云集、货物山积、轴橹纷接的繁荣场面，像临清有“繁华压两京，富庶甲齐郡”的美誉，聊城也号称“漕运之咽喉，天都之肘腋”，德州因位于商路通达之地，号为“九达天衢”，甚至连兖州府的张秋镇也依赖便利的运河交通，发展为与苏州、杭州齐名的大城市。随着人口的聚集与经济的发达，不但徽商、晋商、洞庭商人、山东黄县商人纷纷来到运河城市经商贸易，甚至连漕船上的军丁与沿岸的百姓也谋取蝇头小利，借以增加收入与改善生活。据史料估计，明清时期每年沿运河流通的粮食数量达数十亿公斤，其他布匹、铁器、杂货、干果等商货更是不计其数，国家为此专门在天津、临清、济宁、杭州等地设立钞关征收商税，以此增加国家财政收入。正是由于运河贯通南北，才使传统中国的商业发展得到了便利的交通与运输条件，形成了影响力巨大的东部运河经济城市群，对沿运区域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再次，运河水利河工技术的进步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在京杭大运河沿线，有着诸多的闸、坝、堰、堤等水利设施，这些水工建筑不但起着保障漕粮运输，使各类船只顺利通过的作用，而且对于调控水源、节制洪峰、农业灌溉也有重要意义。像山东济宁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，就有着巨大的科技含量，它将附近自然河流与泉源的水集中到运河的最高点，然后实行分水，使七分北流，满足北方运河水源匮乏的弊病，三分南流，使之与南方运河贯通，并在附近置南旺、马踏、安山等湖泊以调节运河水量，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水利工程系统。其他像聊城的周家店闸、土桥闸、荆门上下闸、阿城上下闸、魏家湾减河，德州的四女寺水利枢纽、哨马营与甲马营减河，都是山东运河上的重要水工设施。这些河工技术在明清数百年间不断发展与进步，不但在当时出版了大量的河工书与水利书，形成了一整套的河工抢修、维护、修缮的措施与办法，而且对现在黄河、运河、淮河水利工程的实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，甚至连三峡大坝船闸都借鉴了古代船闸的施工原理，可谓影响深远。

最后，运河的文化交流功能也非常重要。运河既是经济带，也是文化带，南来北往的人群不但将本土的文化习俗带到了沿运各地，而且与当地文化相互撞击与交融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特色文化。在运河流域，由于商业的刺激，也促进了小说写作与刻书业的发展，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均产生于运河流域，其他像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书籍里的很多场景也均取材于运河沿线城市，描写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，这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，随着沿线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，在天津、德州、聊城、临清、杭州等大城市逐渐兴起了大量的藏书家与刻书家，而书坊、书肆、文具店更是不计其数，甚至连戏曲、杂技、信仰也借助便利的交通条件在运河区域传播与发展，从而使当地百姓的娱乐生活更加丰富与开放，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养。